经以仁为心，则未免守此知觉运动之灵明以为性。
现在，这本著作终于完成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将自然与生命联系起来，用自然解释情感，对于解决人的自由问题以及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按照这个观点，他对流行的玄学发展三阶段说，即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，阮（籍）、嵇（康）的越名教而任自然，郭象的名教即自然，进行了重要的修改，重新提出魏晋玄学发展的五阶段说，即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，阮、嵇对现实名教的批判，裴頠对名教的捍卫，向秀强调以礼节情（自然），郭象的名教即自然。这就是说，境界与情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，它是合情感与认识而为一的，其价值因素，正是由情感决定的，或建立在情感之上的。问题只是如何解决名教与自然的问题，并以不同的回答而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。这就如西方哲学中，知识、理性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，而是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的全局问题一样。无论道德境界，还是审美境界以至宗教境界，都是一种价值追求。
正因为目前缺乏这方面的更多研究，何善蒙的研究就显得更加可贵。其在人的实现，不是别的，就是情感。告子的生之谓性，是理学家所普遍认可的。
[37]《答张横渠先生子厚书》，《河南程氏文集》卷2，《二程集》。心在儒家人性论的重要地位说明了儒家哲学的主体性特征。也正是基于情、欲的可能性发展，荀子认为人性恶。此情感的理性化过程的实现就要通过存心、养心、尽心等等在心地上用功的修养工夫。
对于程颐提出的心的体用之别，王阳明是直接认可的，但更强调性情体用之合一。孟子倡明性善，《孟子》一书中对当时流行的一些关于人性善恶的观点也有记载：告子曰：‘性无善无不善也。
所以，心性之学是儒家道德哲学的核心内容。这一思路，对儒家学者谈论人性发生了重大的影响。理学家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人的欲望，欲本来也是七情之一，适度的欲望同样是合理的。性即理当然是程朱理学乃至整个理学思潮的重要命题，但是不是说性只是理、只存有而不活动，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。
生之谓性，也就是在生理的意义上说性。上面我们提到气禀与恶的可能性问题，其实已经涉及人的欲望问题。程颢曾这样说：‘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，才说性时，便已不是性也。但此意义在王阳明以后已经逐渐发生变化，性与情、欲开始在现实的层面直接统一起来。
不过，王充又不认为这种先天的善、恶之质是完全不可改变的，这就为道德教化留下了余地。为善去恶之格物，是人的道德行为的展开，是实现道德人生的工夫。
[36]无情只是没有私情，即不要自私而用智，所谓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、观理之是非[37]。[19]《原性》，《韩昌黎全集》卷11。
[50]《性理拾遗》，《张载集》。这样，本来无所谓道德上的善恶，故荀子以人性为本始材朴[9]、为自然[10]。此时，善的形上的、超越的意义已经面临解构。但这并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，孟子对性、命的区分，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。这又反映了其性情合一的一面。后者以为有的人性善、有的人性不善，故明君在上有为恶者，暴君在上也有向善者。
意是心之发动，就现实中具体的人性讲，故有善有恶。但此超越的依据并不能离开人的情感，《中庸》中作为大本、达道的中与和说的就是情感问题：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
在他们这里，已经开始了对早期儒学人性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，虽然理这个范畴还没有形成后来理学家所讲述的特定内涵。仁或性的超越意义，孔孟讲得并不多，但不是没有这一层含义，如子贡提到的性与天道的问题，孟子提到的天道之诚的问题。
对于此，首先由张载提出了一些有理论意义的命题。下面，我们即对性与理的关系展开论述，并由此兼及性命关系。
基于此，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以性节情的修养论。善、恶都只是人性中的潜在的资质，因此，扬雄更强调后天的修养、学习，以达成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。下面，我们作进一步的解析。明代表人性中阳、善的一面，晦代表人性中阴、恶的一面。
本体与工夫的合一最终在致良知的道德践履中不断展开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[1]《论语·阳货》。
这种潜在的善的目的可以通过人的情感、知觉活动成为现实，但在这种现实的转换中不能排除恶的可能性。在天为命，在人为性，论其所主为心，其实只是一个道。
早期儒家没有或很少直接提到性与理这一对关系范畴的，但从后来儒学的发展上看，类似的意思并非完全没有。若夫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
[54] 见《二程遗书》卷18，《二程集》。这种情感的普遍性特征说明了情感本身具有理性意义，但这里并不否认情感的不确定因素。关于人性善恶的种种看法，以孟子的性善论影响最为巨大。至于孟子讲的四端只能说明性有善端，只是人的善于禽兽的类本质，只有经过王道教化后的善才真正可以称得上是道德意义上的善，如循三纲五纪、通八极之理、忠信而博爱、敦厚而为礼等等。
性作为现实中的人性，从其源头上讲，可以说是一定善的，但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，则展现为具体的有善有恶（关于善、恶的现实的可能性，我们后面再作论述）。这些，讲述的都是情感的理性化问题。
董仲舒并没有直接以人性为善，而只是说性有善质、性待教而善。再如何心隐针锋相对地提出育欲的命题。
[35]《孟子或问》卷11，《四书或问》。[35] 因此，在现实人性中，情感必须有一个理性化的提升，此即性其情。
